又过去了几年。我在潮白河边的一个农场里望见了我的1970年彗星。那是雪莱的一只云雀飞来。雪莱的诗和人都是那样自由：当他的诗潇洒为天上的云雀的时候，他也正潇洒在地中海的舟上意大利的马上和少女们顾盼神飞的眼睛上。我们却在苦役中。我们生来只是为了作一个思想的证据，而且是亿万分之一的证据。我们因为有自己的感情和智慧天生就有罪了。为了赎罪，我们无休无止地凌辱他人也侮辱自己。于是雪莱的云雀飞成我的“一轮飞翔着的太阳”，冲破了太阳下所有行星的轨道。我踯躅在尘垢里，我的《彗星》，便是一个不甘沉沦的灵魂投射在天上的虚幻的倒影。
我突然想起了普希金。想起了参政院里的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他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一段对话。沙皇问他，假如事变发生时他在彼得堡，他将怎样行动。“陛下，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会站到他们的队列中去的。”这是普希金的回答。大颗大颗的泪滴从我的眼眶里滚下。我们的悲伤不敢洒成泪水。我们的愤怒不敢发为吼声。我们的怀疑甚至不敢生长成语言。我写了《清明祭》，故作勇敢地把普希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的诗句题在篇首：“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因为我们的普希金还没有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