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遂）、马（超）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其实，贾诩第二次在黄初年间的建言亦是如此：曹丕伐吴，并非是他的部将之中没有诸葛亮、陆逊那样的英才，其失利之关键在于曹丕本人好战而不善战、刚愎而又自用，当然是劳而无功。他若大胆建议曹丕放手任用臧霸、曹休、夏侯尚等人，令他们各当一面、各尽所长，必能大有斩获，又岂会在伐吴之役中郁郁而归？
其实，深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裴松之只看到了贾诩之计“未合当时之宜”的一面，而未洞彻贾诩献上此类“保守之计”的真正用意。贾诩念念以自保门户为重，深知“无过便是有功”。他表面上建议曹操父子以“不战而胜”为上策，说得是冠冕堂皇，而实则是让曹操父子“不战则无错，无错则无咎，无咎则不迁怒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