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认为，此书是中国史学家继续深入这一领域的较高的起点。
有关上面所列举的同类著作，还有一些，此处不一一胪列。总的来看，加强中外史学家的对话，途径是多样的，从中国史家来说，译介外国同行的著作是必需的，研究和评论是重要的，实事求是地向外国同行阐说中国史学的面貌和特点是更加重要的。
（二）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中外史学家之间的“对话”，从中国史家来说，一方面是努力对外国史学做出深刻的评论，进而提出新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外国同行介绍中国史学，使之对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观察和评论。这都有利于中外史家的相互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当然，如果中国史家能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断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中揭示中外史学各自的特点和优点，这不仅可以把中外史学家的“对话”推向更高的境界，而且还可以从理论、方法论上促进中外史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出版了几种的关于“比较史学”的著作，如中国文化书院印行的《比较史学》[24]，又如范达人著《当代比较史学》[25]，范达人、易孟醇著《比较史学》[26]等，主要是讨论历史的比较研究，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史学的比较研究。这同20世纪西方学者所谈论的“比较史学”在研究对象上主要是客观历史是一致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