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随着司马氏集团对外扩张的进度越来越顺利，以司马昭为首的明智之士觉得无须再依靠过度压榨屯田客们及屯田兵们来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他们对民屯制、军屯制均做出了适当的修正。例如司马氏的亲信裴潜在典农中郎将任上“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司马师、司马昭也尽量采取措施减轻屯田客、屯田兵的负担以示宽宏之政。
对司马氏的这些作为，东吴名相张悌曾经作了精辟的评价：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曹）丕、（曹）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摘自《襄阳耆旧记·张悌传》）
到了吞并了蜀汉后的曹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之冬，司马氏集团终于祭出“大招”：由司马昭亲自主持，“罢屯田客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摘自《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数十万家屯田客从此解放为编户自耕农，分官田而为私田，削重赋而为常税，耕种积极性重新高涨起来，这才形成了晋朝初期“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盛世局面。
